将有效辩护奉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，并将无效辩护与程序错误并列为上级法院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的依据，这是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殊经验。在可预见的未来，中国引入无效辩护制度的可能性是很小的。但是，确立有效辩护的理念，并推动辩护制度的改革，这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基于有效辩护的理念，法律应当确立基本的辩护质量标准，并为律师辩护活动确立一种质量控制体系。中国法律并不仅仅满足于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，而且还要促使律师提供一种尽职尽责的辩护，从而使委托人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法律帮助。
考虑到中国刑事辩护中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制度和实践，而美国又建立了成体系的有效辩护制度，因此，我国法学界出现了引入有效辩护制度的观点。一些学者在对美国有效辩护制度做出简要介绍的基础上，对这一制度的“普适价值”做出了论证，并提出了在我国确立有效辩护制度的改革建议。这种对策性研究的积极意义当然是不言而喻的。不过，作为一种诉讼制度，有效辩护制度在美国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，甚至还面临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激烈批评。对于这样一种有争议的诉讼制度，中国法律学者应当审慎地考察其来龙去脉，对其实施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才谈得上是否在中国法律中引入这一制度的问题。
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。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，将重罪辩成轻罪，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。主要有：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，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：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，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；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，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，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，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，特别是没有死刑；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，《刑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以修订后的《刑法》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，在此前所犯罪行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；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，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、胁从犯；六是多罪中的罪轻，根据数罪并罚原理，将数罪辩成一罪，以达到罪轻而从轻、减轻处罚的目的。
在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，律师就要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，将重罪辩成轻罪，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。主要有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，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，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，时间差上的罪轻，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和多罪中的罪轻，根据数罪并罚原理，将数罪辩成一罪，以达到罪轻而从轻、减轻处罚的目的。辩护律师还要根据案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背景、手段、情节、后果、主观恶性、一贯表现等因素，提出应当予以减轻、从轻或者免除刑罚的辩护意见，以使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获得较轻的刑事追究。在辩护中，律师要重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，包括性质上的酌定情节、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、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、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、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、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和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。